随笔 | 斯人竟不起，惆怅意无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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▋ 随笔

二十多年过去了，夏仲翼老师以九十二岁高龄离世，未尝不是“知免”全归的解脱，甚至是某种“ripeness is all”的圆满。

原文：斯人竟不起，惆怅意无穷

作者 | 北京大学 张沛

图片 |网络

2023年5月28日上午，我起床后一眼看到高俐敏师母在清晨发来的微信“仲翼走了，今天4点40分”——夏老师自5月8日住院治疗以来，病情几经反复，我已有一定心理准备；然而事情发生，我仍然感到巨大难言的悲伤：我的老师终于还是走了！

开启我国翻译、研究巴赫金的先河

夏仲翼先生1931年11月19日生于上海，早年入读沪江大学英文系。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，沪江大学英文系并入复旦大学。先生转入复旦大学后，在程雨民先生建议下，由英文专业改读俄文专业，1955年毕业，留校任教。除1955—1956年在上海船舶设计院做了约一年的翻译工作外，在复旦俄文系一直工作至1963年。后应国家国防人才培养需要，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外语学院担任俄文教员。1969年复员转业后回到上海，1970—1978年在上海探伤机厂当工人。1978年高校恢复招生后，调回复旦外文系任教。夏仲翼先生长期从事外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，开设过 “欧美文学史”“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潮流”“当代苏联文学进程”“俄罗斯长篇小说”“外国文学理论及文艺学方法论问题”“欧美小说艺术研究”等一系列课程。先生主讲的课程，注重清理文学史材料，并加以理论归纳，观察细致，见解独到，因而深受好评。

夏先生在教学科研之余，还从事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著作的翻译工作。译有苏联当代作家维·阿斯塔菲耶夫的国家奖获得作品 《鱼王》《牧童和牧女》，叶·扎米亚金的 《小城轶事》，雷巴柯夫的 《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》等长篇和中篇小说。1982年8月25日，夏先生翻译的巴赫金 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和评论界对它的阐述》在 《世界文学》上发表，开启了我国翻译、研究巴赫金的先河。

跨越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师生缘

我从1996年秋季开始追随夏仲翼老师学习欧美文论，由此正式缔结师生之谊，迄今已近27年。可以说，这段跨越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师生缘分已经沉淀、融化为我生命记忆和学术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此间种种，一言难尽，不过我想可以先从当年选修夏老师为我们外文系1995级研究生开设的第一门专业课“20世纪欧美文论”讲起。

当时，我的兴趣主要在文学方面，那时尚不知晓“文学”是文学史、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三位一体的存在，对理论感到隔阂。不难想见，我在当年“20世纪欧美文论”课上的表现不尽如人意，最后课程论文成绩只得了84分——这是我在复旦学习期间取得的最差成绩之一。1998年4月，夏师在我的硕士论文答辩会上向由贾植芳先生、陆谷孙先生、陈思和先生组成的三人答辩委员会介绍学生情况，说到“张沛同学选修了诸多课程，成绩优”时，他瞥了一眼手中的成绩单（我想他当时一定看到了这个84分），略有思忖，然后加重语气说出下一字——“良”。成绩“优良”，而且主要是“良”，这无疑是一个公正的评价。对于夏老师的学术判断，无论是当初给我84分的成绩，还是他后来在答辩会上强调指出这一点，我都感到心服口服：真正的学者和老师，不正应该这样行事吗？

十多年后，我指导的一名硕士生从牛津大学暑期访学归来，向我介绍她的选课学习情况，并特别解释了其中一项69分的成绩：牛津和剑桥大学传统上70分即属优秀，因此69分在中国学生已为难得云云。我当时联想到夏老师给我的84分，向她回忆和讲述了这段往事。事实上，近二十年来，我在北大目睹了学生成绩因内卷而导致的通胀（同时也是缩水），特别是一些教师为了招徕学生、扩大影响而采取的高开高走政策，甚至自己有时也未能免俗。对比夏师当年的做法，我不如我师，可以无论矣——不过我希望下一代学生能做得更好，至少不是更差。

聊学问，他很开心

我毕业工作后，但有机会来沪，必来武宁新村看望夏老师和师母。不过这样的机会毕竟不多，屈指算来只有四五次。每次来访，老师和师母都热情接待，有时夏韫兄也特意赶来聚会，令人感念。每次我们师生之间都有敞开心扉的交流。如2018年5月底我第三次来上海看望夏师，夏师和师母说起夏老师在张家口解放军外语学院工作期间（1966—1969）及他们在1976年秋的家庭往事，让人感慨动容。特别是2020年11月底最后一次看望老师，此前师母曾告我夏师近年记忆和语言能力严重衰退、大不如前，我来时已做好了心理准备；不料我一进门，夏老师听到师母通报“老夏，张沛来了！”便径直迎了出来，而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：“张沛，你怎么好像长高了？”——老师完全记得我，只是他自己不复当年的壮硕身形，甚至比两年前我来看他时又清减了不少，师母在席间笑说夏老师现在“真成了一个老伯伯了”，因此他见到我时可能回到了当年的印象，才会产生我“长高了”的错觉。尽管如此，夏师的神态举止依然温厚从容，特别是当我向他汇报近期的写作和出版计划时，他的目光瞬间变得专注清明，并在听完后认真地点评说：“这个题目很好！”在我记忆中，这是夏老师第二次夸我。这一刻，我既感自豪，又有些难过，还有一丝欣慰。中午饭后，我辞别夏师和师母，相约明日寿庆会上再见。夏韫兄开车送我至华师大出版社，途中他欣然告诉我：“爸爸今天状态不错，平时没有这样精神。你和他聊学问，他很开心。”我听后悲欣交集，无言以对。

二十多年过去了，夏老师以九十二岁高龄离世，未尝不是“知免”全归的解脱，甚至是某种“ripeness is all”的圆满。尽管他的家人和朋友到底意难平，可是也只能存乎遐想和付诸沉默而已了。

文章为社会科学报“思想工坊”融媒体原创出品，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59期第8版，未经允许禁止转载，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，不代表本报立场。

本期责编：宋献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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