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余斌 （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 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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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学生应该读什么、如何读、又为什么要读名著经典的问题，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余斌说：“应试式的读书是被迫读书，理想的读书状态是自发的。现在的情势下，要完全进到自发状态，不大现实，我只希望能让学生的阅读中多一些自发的成分。”

读什么

- 从容易“得趣”者入手 -

“我们那一辈人几乎没有正常的青少年阶段的阅读经验，因为根本没书可读，读书完全是野蛮生长状态，钻头觅缝逮着什么读什么，书目中的大部分作品，都是上大学以后读的，很难悬想少小时阅读，会是什么效果。”

不过，在与学生的长期交流中，余斌发现，想要养成阅读习惯，开始时能否“得趣”很重要，因此可读性就成为选书的一个重要考量。

“笼统地说，这些经典可读性是较强的：《汤姆·索亚历险记》《鲁滨逊漂流记》《宝岛》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《双城记》《傲慢与偏见》《红与黑》《九三年》《当代英雄》……大体上从十八、十九世纪的小说入手比较好。”

面对当下“碎片化”的阅读趋势，余斌坦言，阅读质量的下降不仅在学生中如此，即使是教师也一样。“如何改变，一言难尽。大环境之下，可以努力的，还是在提高学生的兴趣这一块。”在他看来，书目固然重要，更重要的是教师如何引导学生去读。

“我以为，中学语文老师扮演的角色更关键。我从课上了解到，许多学生对文学经典的兴趣，都是源于某位老师对某一本书的介绍。对很多学生而言，读经典是索然无味、不得不完成的作业；还是一个津津有味的过程，往往取决于老师的讲解带给他们的印象。”

如何读

- 有了同理心就会“感同身受”-

“硬塞到面前的书总是令人排拒，于是尴尬的局面出现了，越是强调读经典的重要，闻者反而躲得越远。”在余斌看来，名目繁多的书目，有时倒成了某种反向的提示。再加上不少老师为提高学习效率，给每部作品归纳出诸多“知识点”，更使得名著的阅读变得毫无乐趣可言。“如此这般，名著已然死在‘知识点’下。”

如何打破这种尴尬？唯有一途，“就是搁置对经典的刻板印象，直接进入。”他指出，相当多的文学经典，在自己的时代，其流行之广，可比今日的畅销书。“荷马史诗、古希腊悲剧的欣赏在彼时的雅典，几乎是全民性的；狄更斯、马克·吐温都是相当流行的小说家，《傲慢与偏见》则至今依然流行。无数中国读者的经验也可以证明，西方文学经典成了与自己的人生水乳交融的一部分。50后、60后、70后，将《红与黑》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《简·爱》等书读得津津有味、滚瓜烂熟的，大有人在，今日的年轻读者从中获得阅读快感的，亦复不少。”

经典可以是有趣的，并不意味着阅读的过程从头到尾都那么轻松。“经典自有其严肃的一面，不仅因为它直面社会、历史、人生种种，拒绝提供心灵鸡汤式的抚慰，还因为经典面对读者时有它的矜持与尊严。”在余斌看来，经典的阅读路径是你向它走去，而非相反。“所以四仰八叉躺那儿接受按摩式的被动阅读是不行的，你必须调动自己进入状态，进入情境，在自己与书中世界之间建立起相关性。”

有时候，因为文化背景的差异，外国名著对读者来说又多了一层困扰。但余斌认为，一旦有了“同理心”，这也不会成为障碍。“‘同理心’的基础是共通人性，所谓‘人同此心,情同此理’，往根子里说，从古到今，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面对的是同样的问题，不同的国度、文化只是像舞台上变换的布景。读经典，布景变换可以带来新奇感，发现书中人物和我们相通，则带来更强烈的‘感同身受’的体验。”

为何读

- 经典的价值在于“无用”-

从1990年留校任教开始，余斌一直在教外国文学，多年开授《外国文学史》及《西方文学名著精读》课程，备受学生青睐。几乎每次上第一节课，他都会跟学生说，课，你们可以逃，考试能过关就无妨，但希望能好好读几本名著。“读书比规规矩矩听课会有更多的收获，这是我的个人经验。”在余斌看来，“文学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，恰在于它们经过了时间的检验，超越了时、空的界限，可以让不同国度、不同时代的读者常读常新。”

在余斌看来：“经典是无用的，而它的价值，正在其无用。”所谓“无用”，指的是放弃拿实用的尺度去丈量它。“阅读的本义，正在阅读本身，其他种种，都是从阅读过程中获得的愉悦与满足之上叠加而来。而要让读经典变得愉悦，前提便是放弃有用无用的考量。倘若间接带来了好处，那是无意中得之，赚了；假如就是读了而已，那也要相信阅读的愉悦，有它的自足性。”余斌认为，只有丢掉实用主义的杂念，才能开启真正的经典、名著之旅。

源自 | 《北京晚报》，有删改

转自 | 中学生读写，有删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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